郭文君 蔡炜 陈莉

我年轻的时候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南大的新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你认为和老中央大学的精神有何异同？

　　聂华苓（以下简称聂）：这个古今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当时是流亡学生，那时内战刚刚开始，同学们都希望不要打仗，希望国家团结统一，于是进行了罢课、游行、请愿等活动，这是主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读书的机会。而你们现在都很纯净，可以安静地读书，向上努力。

　　记：当时在中央大学里有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听说还有一堵墙被称作“民主墙”，这是怎么一回事？

　　聂：民主墙当时左、右派学生斗争的宣传阵地，学校迁回南京后，左、右两派的竞争更为激烈，很奇怪，当时一些豪富人家的子弟都往左转，加入了左派阵营，因此左派力量要大一些。左派请了一位非常美丽的但有右派家庭背景的女孩子作副主席，一下子左派的墙上贴了好多那个女孩的照片和资料，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加入。除了民主墙还有舞会，也是左派争夺支持者的一个手段。我也参加了抗议闻一多被暗杀以及反内战的一些活动。有一次，那时学校还在四川成都，同学组织游行，我为学校报纸撰写游行情况，我都不跟着队伍走，自己拿着一块板子，一支笔，一边走一边记，很神气的样子（笑）。

　　记：您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有什么人对您的影响特别大？

　　聂：小的时候我非常顽皮，不喜欢上学，可从小爷爷就逼着我们读古文，我们当时就是死记硬背，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现在想来其实这样真的有好处的。他到不是特别重视我，觉得我有才华，就是觉得有趣，像教小狗特技，看它会站立，算术，心里就高兴。另外我母亲也喜欢看书，她常常念诸如半生缘、浮生花等弹劾，那种声调非常好听，我也就耳濡目染地接触到了那种语言的音乐感。

　　记：在大学的时候呢？

　　聂：当时中大外文系的老师都很好，比如范存忠和陈嘉两位先生。我在西洋文学方面的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记得当时有一位相貌很普通的老师念起雪莱的外文诗，他的整个人像诗一样浪漫。

　　记：我们还想请您谈谈到台湾后，雷震、梁实秋两位先生对你的影响。

　　聂：雷先生是我在《自由中国》的主编，我当时在那里做文艺编辑。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０年，为了制造一个和平、合法的社会，他公开出刊批判当时蒋介石的连任及蒋经国的特务和军队组织。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他陷于牢狱之中及１９７１年出狱后被监视期间依旧批评当局、声称要民主。包括雷先生在内的一些人都是大陆以外最好的中国头脑，他们那种不畏强权敢作敢为的风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应当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从梁实秋先生那里知道了许多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事情,当时五四时期的书在台湾都是禁书，我和林海音等就去请教梁先生，他跟我们说徐志摩、沈从文以及他与鲁迅的笔战，我就在那时看了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和鲁迅小说的。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问他“冰心是不是很美？”他答“不错”，我们就趁机起哄：“那你一定是喜欢她对不对？”（笑）。
　

她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记：当初是怎么想起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的？

　　聂：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这个人经常有莫名其妙的想法。（笑）当时在爱荷华大学我丈夫负责“作家工作坊”的工作，每年邀请作家到爱荷华大学写作。有一次，我和安格尔在克拉威尔水库上游船，当时我突发奇想，建议创办一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爱荷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安格尔惊道：“You are crazy！”（笑）。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国际头脑的人，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当然还有许多波折，才有了如今的“国际写作计划”。

　　记： “国际写作计划”为什么会采用一种聚会的形式呢？

　　聂：不是聚会，也没有什么组织。整个program里，他们都是很自由的。作家本来就喜欢自由自在的。冬天下雪，爱荷华河上结冰，他们喜欢到冰上行走也行，爱钻到河里游泳也行。（笑）但大家都是作家，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就会常常在一起聚会，完全是自发性质。我们只是把他们邀请到爱荷华写作，然后找人替他们翻译成各种文字。一些出版社会和作者联系。像苏童去年就在美国出了两本书。

　　记：您能否对“国际写作计划”作一个自我评价？

　　聂：我觉得非常满足，很有成就感。三十年多来，世界各国有一千多位作家参加过这个计划。其中包括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大陆的作家萧乾、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苏童等，诗人毕朔望、艾青等。
　

写中西相通的人性
　

　　记：您的“国际写作计划”如此成功，因此有人说您作为一位作家不如作为一位组织家来得成功？

　　聂：其实小说家就是很出色的组织家，因为小说是要讲究组织和谋篇布局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家都不是专职的，他们都有自己另外的工作，我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必须从事一些研究性的工作，有好几年时间都花在《沈从文评传》和翻译丁玲、蔡其矫、艾青等人的诗歌上，因此没有太多时间投入到我的创作当中去，所以我很羡慕中国的作家，像苏童、莫言等，他们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那就是他们的工作。

　　记：有人评价您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创作方法上，试图综合中国传统以及现代西方的写作技巧，您是如何做到两者的融合的？

　　聂：这部小说中我想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寻根，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人”被困在各种陷阱中，反复地挣扎于被困和逃离之间，这种状态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存在，就是human condition。

　　记：在这本书发表之后，白先勇评价您是“台湾最具野心的作家”，您怎么看？

　　聂：《桑青与桃红》是我创作的一次创新，桑青与桃红是一个女人在两段时期内的人格分裂。当时还没有人这么写过，他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但我绝不是要夸张和招摇。

　　记：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具有异乡人的漂泊感和自我放逐的心态，《一捻红》更是移民心态的代表作，那和余光中的乡愁情结又有什么异同？

　　聂：余光中先生用诗来表达他的乡愁，那是对故土的依恋；我用小说来表达我的“乡愁”，我的乡愁是放大了的，是寻找一种原初状态的安定感，强调的是人性的共通之处，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感情。

　　记：您的写作大都有女性主义的视角，您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聂：不是女性视角，只是主角是女性，也不是什么女权主义，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和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但我所表达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女人的思想。

两个江南之间

　

　　记：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了“鹿”，它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涵义？

　　聂：特别的含义到说不上，不过在爱荷华家的附近有很多鹿、浣熊和兔子，开始的时候我和paul看见鹿，它们都很怕人，我们就开始喂它们，到了后来有时候忘了喂，一些鹿就会跑到窗台那边眼巴巴的看，好象说怎么会事啊，怎么还没有吃的呢？（笑）

　　记：您在文章中提到两条河─长江和爱荷华河，这两种意象是否代表了中西方两种文化血脉？

　　聂：很对。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我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在爱荷华的家里我就可以看到爱荷华河，Paul在我的房间里给我放了一面大镜子，在那里可以看到爱荷华河美丽的河湾，绿水，柳树。我觉得一下子就在两个江南之间了。个江南之间了。

　　记：您在爱荷华就有在家乡的感觉，这是否是说明中西两种文化在您身上的融合？

　　聂：可以这么说，我说过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树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根、树干、枝叶是不可分割的。

　　记：这种融合在你身上的体现是一种特例，还是具有普遍性？

　　聂：应该具有普遍性，但也有个人的因素。美国的华人有两种极端，一是完全西化，在家里都不说中文，也有一种甚至只肯住在中国城中。也有一些人的心态没有调整好，比如说１９９１年的爱荷华大学的陆刚，杀死教授然后自杀，他一面有中国文革时置人于死地的心理，另一面又把美国人个人的、自我的东西极端化。这种类似的情况让我们大家都很痛心。所以我觉得在海外的移民个人心态的自我调整很重要。

　　记：大家都称您是中国第一位具有世界性的作家，您认为这是因为您的创作中融汇了中西因素，还是因为您作为文化使者的个人魅力使之？聂：都有关系，两者兼而有之吧。

　　记：您说“I cannot move mountain，but I can make light”概括了安格尔先生的一生，那您如何评价自己呢？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组织家以及一个妻子和母亲，您对自己的哪个角色最得意？这三者上有什么取舍吗？

　　聂：我希望每个角色都做得最好。作为妻子和母亲我是尽到最大的责任了，作为一个作家，还没有到终点，作家是永远创新的，谈不上得意。都是尽力而为吧。至于取舍，我是什么都要做的，有时我开玩笑说我什么都是，要在学校工作当教授，又要主持国际写作计划，又要做一个母亲，一个妻子，还要做厨子，有了孙女后又要做一个grandma。